《同伴（休息處）》是一件灰色調作品，一半身體被解剖開來，頗具挑逗性。此大尺寸作品的主題是當紅藝術家 Brain Donnelly，也就是 KAWS 最喜歡的角色。藝術家的標誌圖案 X 代替了其中一隻眼睛，突出的交叉骨頭一分為二，代表著耳朵或者頭髮，這具有玩味的巨大特徵為隱藏的存在主義調子提供了一種滑稽的緩解。此件作品是藝術家自創潮牌「OriginalFake」最後一季製作的僅有的少數真人比例灰色雕塑的其中之一。KAWS 作品題目以主題加子題的雙重架構也是賦予其作品魅力的一大元素，《同伴（休息處）》指向之前KAWS 式充滿刺激性的藝術手法，呈現一個個如代號般的塑像和概念。隨著其藝術作品漸多的曝光率，好奇的追隨者們亦越來越希望了解更多其創作角色的資料。KAWS 幽默的提供了《同伴》的子題，但並沒有提供關於其內心和情緒狀況的更多細節。

藝術家於紐約藝術學院畢業後，先進入動畫公司就職，成為了一位繪圖師，這個經驗讓他理解到卡通動畫對世人生活的影響力，啟動了他的創作靈感。KAWS 希望找到一個最具指標性的經典卡通造形；最終選定以米老鼠，作為《同伴》系列作品的參考。KAWS 在處理這些在世人認知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角色時得到樂趣，把它們轉變為神秘怪異甚至殘酷的分身，直至這些分身也成為受人追捧的化身。《同伴》第一次於1996年在一塊萬寶路廣告牌上以詼諧塗鴉的方式出現，隨後成為1999年與日本品牌 Bounty Hunter 合作的模型公仔。《同伴》多變的重複性引來一眾熱切的藏家，從街頭走到大型畫廊和博物館展覽，在世界各地輪翻上演其非凡獨有的藝術作品。

KAWS 在1990年代初進入塗鴉世界，之後才正式開始其以介入主義來創作的街頭藝術。這段時期，安迪·沃荷與凱斯·哈林等人的創作正逐漸抹去藝術品必然高高在上的地位，並因此形成對傳播性和流動性藝術的偏好，這些都對 KAWS產生重要影響。其藝術發展正好碰上電腦、互聯網等科技的迅速冒起，藝術家的多方面創作活動包括時裝、廣告、攝影和平面藝術，經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遞和互動而發展出無限變化與可能。《同伴（休息處）》結合不同視覺出處，挑戰真實和原創概念，現實社會既需要身份，亦講求匿名性，既崇尚個人化特質，也追求融入大眾，此作品一一對上這些特性。對於 KAWS 等後普普和後極簡藝術家而言，藝術「不是會把藝術家限制在框架以內的監獄，而是所有其相反的，開放、無盡的領域，可以讓有才情的人盡情漫遊，不會被貼標籤，保持其獨立性。」（Germao Celant，〈BD and K〉，展覽圖錄，Brian Donnelly, Germano Celant, Gary Panter, Harry Philbrick, and Mónica Ramírez-Montagut，《KAWS 1993-2010》，紐約：Rizzoli and The Aldrich 當代藝術博物館，2010年，47頁）

KAWS 事業早期涉獵商業廣告，但此拍賣作品不止有華麗的外表，亦呈現其內涵，並依然保持了情感上的距離，讓觀者自我定義其敘述和觀點。從其對廣告牌、電話亭和公交車站的廣告「破壞」，到他與大型文化品牌如Comme des Garçons、Nike和 Kanye West 的合作，KAWS 都深知圖像對慾望和權力的無聲影響，並對其發出自己的聲音。《同伴（休息處）》揭示了角色的主要器官和肌肉，作為既直白，又隱晦地探討在其作品光滑表像下的獨特性、著作者身份認同與生命的議題。

Mónica Ramírez-Montagut 更進一步設定 KAWS 對流行文化的表現中包含政治動機，改變我們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力量比一般政治手法還要強。她問道：「荷馬·辛普森和海綿寶寶是不是更有效地融合與表達我們現今生活方式的矛盾？」Ramírez-Montagut 把這個問題留給讀者，並總結，KAWS 的作品是「新意念的守衛者，挑戰了同質性和霸權主義。」（Mónica Ramírez-Montagut，〈KAWS: 看見你，看見你自己〉，展覽圖錄，Brian Donnelly, Germano Celant, Gary Panter, Harry Philbrick, and Mónica Ramírez-Montagut，《KAWS 1993-2010》，紐約：Rizzoli and The Aldrich 當代藝術博物館，2010年，136頁）《同伴（休息處）》既激起了驚訝和欣喜，並融入了KAWS 最重要的精華於一件巨大的作品中，它引領我們對藝術的集體理解方式正在演變。

KAWS 對自己作品的骷髏和骨頭圖案解釋道：「我對這個圖像感興趣『因為它在翻譯上沒有界限：到了任何地方，任何國家，它還是一個骷髏，沒有比這個更普世的了。』」（同上，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