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康多《作家》這幅作品設定在一處非特定卻又帶著一些恐怖趣味的場景，他刻意營造出一種荒誕及猥褻，直接衝擊著觀者的感官。他廣泛地從藝術史觀的角度，上自文藝復興下至立體派，引用了不同風格，並謹慎地揉合在其作品中，顛覆了肖像畫這個學院派繪畫，一無反顧地帶向極度諷刺及怪誕的方向。創作於2006年，《作家》一作可視為康多被認為十分重要的存在主義肖像系列的延伸。透過虛構角色及超現實變形的軀體，他打破了肖像畫的常態，藉此挑戰著人們所創造及依循的社會身分。透過繪畫，來呈現由人類基本本能和原始慾望所驅動的現代職業之樣貌。《作家》裡的人物，有著突出的下巴和紅紅圓圓的臉頰，帶著看似痛苦又似鬼臉的難解表情，再再展現了康多具代表性的視覺語彙。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使用的筆觸特別富有表現力，創造出充滿動態的肌理表面，顯示出藝術家一股生猛的美學衝勁；這樣的表現技法，更巧妙提點出畫中人物過度自信又具創作爆發力的性格。此外，康多更深層捕捉到了人類內心情感、心理狀態及人性中存在主義式的窒礙處境，因此也讓人推從他是該世代最被景仰的藝術家之一。

康多曾在安迪‧渥荷的「工廠」工作室擔任作家及絹版印刷的工作，他的藝術生涯於1980年代的紐約展開。他與當時最重要的幾位藝術新寵交往甚密，其中包括了尚‧米榭‧巴斯奇亞及凱斯‧哈林，他下定決心要找出屬於自己的藝術語彙。當時的藝術家往往在街頭或都市生活尋找靈感，康多卻回頭反顧藝術史。以肖像畫為創作主軸，他不斷向古典大師如維拉斯奎茲，或是向十八及十九世紀新古典主義的藝術家如安格爾等借鏡靈感。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深刻浸淫於畢卡索的影響之中。從其半抽象的形體、肢體的刻意變形，皆可看出他鑿實引用了畢卡索這位現代大師的語彙。在1980年代，康多也的確用了「精神病立體主義」及「人造寫實主義」來定義他的創作手法。

在1990年代中期，他精簡化了人物面部表情的處理，也因而成為他後來的代表性風格。突出的眼睛、像圓盤一樣的耳朵，及緊咬著的暴牙，皆表達出了蘊藏在作品底下典型的狂躁或抑鬱的暗流。如康多曾經提過：「我想要捕捉畫中這些角色在當下最亢奮的狀態，一個在混亂中的恆定瞬間。」(摘錄自羅夫‧魯格夫所著《尚‧路易之謎：2006年3月14日面談，喬治‧康多：存在主義的肖像：雕塑、素描、油畫 2005/2006》，展覽圖錄，Luhring Augustine畫廊，紐約，2006年，第8頁)。

康多的肖像創作也同時令人緬想起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北方所風行充滿寓意的肖像畫，當時肖像的主角往往是為了表現某個特定角色或是一種美德。康多畫中的角色千變萬化，他曾畫過聖母、小丑、卡通人物以及花花公子的兔女郎，在這件作品中，藝術家在此將作家這個職業轉化成二十一世紀的一個現代寓言。首先，他一反肖像畫直立的格式，轉而採用一般畫風景橫式的構圖，再將主角拉長的裸體橫跨切分著畫中的地平線，主宰著畫面。而一支超大的鉛筆，像是個誇飾加大版的男性性器官一般，直聳聳又粗野地垂直豎立在畫面中央。正如典型的寓言，康多筆下的作家，乘載了雙重意義：主角手裡緊握著的瓶子，裝的可能是墨水或是酒，而筆直的書寫工具則是象徵了主角的大膽創造力。畫中情慾高張及主角大膽直視的目光，不禁讓人聯想起堤香的《烏比諾的維納斯》和馬奈的《奧林琵雅》。然而，主角身上雜亂的頭髮及體毛，幾乎要與草地融為一體，康多滑稽地將他塑造成一個孤獨、自我中心、醉醺醺、自信、對世界充滿敵意，卻又充滿了存在焦慮的角色。

羅夫‧魯格夫曾評論道，康多肖像畫中雙重的本質，是他能深深吸引觀者的重要因素。「這些人物可以很誘人，也同時可以令人作噁。他們表徵了一個同時令人懼怕又吸引人的狀態，這與他們往往邀請著觀者以不同的觀看方式有關，或是他們直視著觀者的雙眼常常看起來不對稱、或根本看起來不屬於同一張臉孔」(摘自羅夫‧魯格夫，lbid，第8-9頁)。康多在《作家》作品中體現了他的高度表現力，既能維繫又能引發人類內心似是而非之間情感衝突的情緒張力。正如同藝術家曾這樣自述：「…歇斯底里、喜悅、悲傷、絕望。如果你能同時看到這些，那就是我所想讓你在我的藝術裡看到的東西。」(摘自史都華‧傑夫瑞司《喬治‧康多：我神智不清，近乎死亡》，衛報，2014年2月10日，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