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0年代早期開始形成(人造現實主義)這個概念,並用它來表述我的繪畫—『對人造的事物進行現實主義的表現。』我寫了一篇類似《人造現實主義宣言》的文字,其中提到:這是關於將一種現實肢解,然後將相同的部分進行重構成為另一種現實,而各種具體的物件並不只是附著在那些部分...本質上,我所畫的是那種狀態,即將一個現實的圖像時間疊加在另一個同時存在的場景之中,現在變成了顯示同時存在狀態的,新的連結性超現實或混合圖像。」——喬治·康多[1]
《面孔與表情》是展現著名美國藝術家喬治·康多於1980年代後期率先提出的人造現實主義哲學的一個絕佳範例。其作品曾在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著名機構的收藏中,以及2019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康多在作品中巧妙地運用了來自包括倫勃朗等古典大師和德庫寧等現代巨匠的不同藝術範疇的多元影響。正如拉爾夫·魯戈夫所闡釋的,「康多永遠不會取用整個圖像,也不會借用現成的風格。反之,他將自己獲得的參考進行吸收,變成一種連貫的融合,因此我們最終會是通過藝術史的一個方面而看到其另一個方面。」 [2]
《面孔與表情》創作於2009年,這對康多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裡,他離開了Luhring Augustine畫廊,加入了Per Skarstedt的畫廊。他開始研究一組獨特的「素描繪畫」,同時使用具象和抽象的元素用炭筆、鉛筆、粉彩和壓克力顏料在畫布上構造出複雜的層次組合。就這些作品的重要性,康多解釋道:「這些新畫或許讓某些東西離開了我的系統。我的意思是,所有這些我在過去十年裡創作的『pod人』、外圍生物,以及怪異人物。我現在開始回歸到更為自然的面孔和身體 […]這讓我很興奮。」[3]
《面孔與表情》與巴勃羅·畢加索的《戴紫色貝雷帽的女子》(1937年)有著有趣的相似之處。畢加索畫筆下的瑪莉-德雷莎‧沃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繆斯、維持長達十年關係的情人,反映了他人生中的動盪時期:在西班牙內戰持續不斷的動亂之中,畢加索和疏遠的妻子奧爾加仍保持婚姻關係,在奧爾加堅決不肯與他離婚的情況下,他將時間分給了沃特和他在一年前初識的新歡朵拉·瑪爾。畢加索對用立體主義的形式描繪了其人物在多種視角分離之下的狀態,來表達她飽受折磨時分崩離析的狀態;與之相較,康多則將畢加索對自己的影響混合成一種「心理立體主義」形式,將不同視角作為棱鏡來折射出他畫筆下人物的不同心理狀態。 [4]
康多還向法國前衛畫家弗朗西斯·皮卡比亞的「透明」表示致敬,皮卡比亞在1920和1930年代對多層重疊的圖像進行實驗,結合其精湛的技法創造出了一種電影般的「透明」效果(參見皮卡比亞的《阿特拉塔》(1929年))。通過多個層次,康多游刃有餘地創造出一個來自不同文化和歷史時期的不同流派相互交融的大雜燴。通過不同維度,康多在觀者心中激起的並不只是哀慟或悲傷這樣的單一中心主題,而是一系列相互對立的情感。在《面孔與表情》中,他用粗糙的粉筆和粉彩所勾勒的人物既滑稽又怪誕,既傳統又當代——康多令人熟悉的女性形象帶著強烈的瑪莉-德雷莎‧沃特的影子,但又同時被那卡通般的頭部和漫畫式的人類特徵的多元混搭所打亂。桃橘紅背景前,他對粗獷黑白線條的交替使用進一步增強了這種多維度的體驗。多種相互對立的力量千絲萬縷地交纏在一起,它們各自都不具有完整性但組合在一起卻成為一個整體。康多的作品反映了人類性格的複雜性,宣稱定義我們的並不僅僅是身體屬性,同時也是我們想像的能力和慾望。這幅當代肖像的抽象演繹體現了康多精湛的技藝,以反動且又發人深省的方式牽動著觀者的神經。
「當我們以意象主義的方式從可識別的形式(比如說一張臉)中進行摘取,使之成為一張臉的印象時,我們在此抽象圖像中仍舊能夠看得到那張臉。但是當我們盡最大努力去表現其反面時,即將抽象圖像變回原來可辨識的形式,該形式就是繪畫中所謂的抽象語言。」——喬治·康多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