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這些肖像中的面孔平靜如水,但底下卻情緒如波濤洶湧。這些晦澀和模糊的命運在這種矛盾的狀態中代代相傳。」——張曉剛
中國當代藝術家張曉剛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成長經歷和在藝術中對中國人身分本質的探索,都在他具有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色彩的《血緣》系列繪畫中得到了極致的體現。這些讓人聯想起1950和1960年代照相館肖像照的繪畫,展現了一系列普普通通中國人的肖像,他們在張曉剛那單色、超現實的場景之中沈默地向外凝視。
在度過了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歲月以及隨之而來的黑暗、壓抑的日子(包括在1980年代初因酗酒引起內出血而住院)之後,張曉剛又經歷了「85新潮」美術運動在中國文化界掀起的哲學、藝術和知識的浪潮。為了尋找新的藝術語言和對話,藝術家們猛然投身各種形式的探索之中,在經歷了數十年破壞性政治運動的中國現代藝術史的灰燼之上,重新發起和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在短短幾年內,中國藝術經歷了從絕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到先鋒、實驗,及觀念性創作的轉型與成熟,並創造了一個與西方當代藝術史分庭抗禮的藝術版圖。1986年,張曉剛帶頭成立了具有先鋒意義的「西南藝術研究群體」,其中包括毛旭輝、潘德海和葉永青等超過80位藝術家;有別於「北方藝術群體」,「西南藝術研究群體」著重主張個人表達和對慾望等主題的探索。然而,突如其來的天安門「六四」事件使這一自由改革階段戛然而止。
藝術家與他作品的海報, Galerie de France, 1999
1992年,張曉剛在德國旅行了3個月,這一時期重新激發了他希望成為一名「中國藝術家」的願望。[1]受到格哈特‧里希特以及他如何在作品中傳遞照片背後的歷史和意義的重大啟發,張曉剛開始將視角轉向照片背後的歷史、文化和美學,以及如何將這些東西提煉成為自己的藝術語言。從歐洲回來後,他開始觀察周圍人的面孔;在父母家中發現了一些家庭老照片後,他經歷了創作上的重大概念性突破:
「通過老照片,我了解到了中國傳統美學的思想,包括人們如何享受拍照和沖洗底片的過程。他們還竭盡全力對照片中的人物進行美化,就像我們今天仍在不斷修飾歷史和潤色記憶一樣。我自己也經歷了修飾照片的過程——雖然我的目的是重拾舊記憶。對我來說,從老照片到《血緣》系列的歷程是一個重新潤色的過程。」[2]
他將注意力轉向肖像畫,並發展出了一種平滑、流暢、層次豐富,並柔化人物造型的繪畫技巧。將圖像美化、暈塗的美學風格可以追溯到清末及民國初年流行的肖像效果,尤其是在商業廣告月份牌中,通過創造出「虛假的照片」來「重新潤色」已經過「潤色」的歷史和生活。然而,在他們經過修飾、面無表情的注視背後,這些普通百姓卻背負著中國的歷史,個人與集體之間不言而喻的緊張關係,在這些模糊不清的肖像之中揮之不去。
《黃色嬰兒》創作於1998年,正值張曉剛事業的巔峰時期,以及他的女兒歡歡出生四年之後。
當時,從「畫一種類型化、符號化的人」到更多探索的決定性轉變,標誌著他作品中的一個轉折點。關於女孩的出生對自己作品的影響,張曉剛闡述道:
「這對我個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改變。這個時候大客廳裡面開始出現小孩,這讓我聯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這個時候『家庭』增加了一些深度了,就不是表面的一個公共和私人之間的關係了。」[3]
《黃色嬰兒》展現了張曉剛作品中的一些標誌性特徵:弗里達·卡羅在畫中用紅色「血緣線」象徵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之間的聯繫,受其影響,張曉剛在他的集體肖像中用自己標誌性的「血緣線」將人物串在一起,創造出一個由親戚、朋友或陌生人等個體組成的家庭。在這裡,纖細的血緣線在畫布中盤旋,逐漸變細,延伸至畫布之外,將嬰兒系於難以預料的未來命運之中,表明了血緣線之脆弱,以及中國人「血濃於水」的傳統觀念。
藝術家在經過一年時間的不斷嘗試和磨礪之後,在淺灰色背景中精心創造出柔和的光線,營造出「一種歷史感、時間的流動感和詩意」。[4] 這種將圖像還原為最基本元素的精簡風格來自比利時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雷內·馬格利特的啟發,馬格利特「樸實、簡潔卻細膩的繪畫語言將來自現實生活的情境和物件重組並置於想像的空間之中,繼而創造出一種心理錯位感和幻覺感」。 [5] 給他的人物賦予了多重意義和視角之後,張曉剛同樣試圖通過他的繪畫將觀者帶入一種夢境般的沈思狀態。這個標誌性的獨自坐在高腳椅上的小男孩形象是一個既代表歡樂又象徵悲慟的符號:他繼承著上幾代人的希望、夢想和苦難,也預示著前方未知的將來。
「在大時代面前,個人的生活和瑣碎的情感變得微不足道。我更關心個人記憶。我相信集體記憶是細碎的個人記憶的積累,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從家庭的角度進行創作。家庭是細碎記憶的基本單位,但它們卻包含著整個民族和人民的記憶。」